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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栋梁：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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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栋梁：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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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年关到了，在老家大年三十是要上坟的，他早早就买回了纸和供品。孩子都有车了，我说回家上坟吧。他说算了，就在十字路口烧吧。我说有车，方便。他说一来一去远的，回来半夜了，娃都还看春晚哩，算了。我说春晚有重播，明天也可以看。他说算了，现在在外面打工，多数人都不回来，都在外面烧了，老先人也都知道，习惯了。我知道他心里在乎，坚持说还是回去上坟吧，明早咱们五更动身。他说你咋这么黏糊，算了！
既然年三十不回老家上坟，我就想一家人去海南过年，在老家干旱像梦魇一样折磨了一辈子，我想让他看看大海。可是跟他一提说，他说过年不在家里过，跑到外面去？老先人不顾了？规矩不讲了？我说到那边找个十字路口也能烧纸，烧纸到处都一样。他一绷眼睛说，路上有家么，这里是家，老先人回来哩。是啊，按老家的说法，逢节过年，祖宗都会回到家里来的，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路神仙礼敬也不能少，人家看顾你一家一年了。我想那就等五一吧。
三天年过了，初四这天，他说你给我找个看大门的活吧，要不像那老汉拉牛卖奶的活也行。我看城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干活的不少哩，你问问看，钱多钱少都行，咱们又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有个活干，这么待着……停顿了一下，他又说，过了七十活不好找，我听他们说办个假身份证，年龄往小办个十几岁，揽活能行哩。七十一了，找活干，我于心不忍，也说不出口，可他无事可做，我真担心他的身心健康。
单位几个同事不知怎么就说起习俗来，提到了二月二，我猛然想起，一看日历，二月二过去半个月了。我竟然把二月二给忘记了。这些年来，我几乎再没想起过二月二这个节日，头发长了经过理发店就理了，二月二这个节日已淡化成一种记忆。加之开年工作总是很忙乱的，而父亲总是戴着一顶有帽舌的蓝帽子，即使是在家里也总是戴着帽子。我说在家里你把帽子抹了去，戴上焐的。他说戴惯了。我没有注意到他头发长了。他一定记着二月二。在老家二月二剃头是雷打不动的，你的头发长短没有关系，即使一些秃顶几乎没头发了，二月二也得去剃刮一下。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炒豌豆，老爷娃子剃光头，家家户户套耕牛。头一剃，一切就都活了，地里的草、蛰了一冬的虫都活了，庄稼就开始种了。孩子惦记的是炒豆豆，蚕豆、豌豆、黄豆、玉米，所有的豆子都要炒一些，倘若家里有麻子，就会炒麻麦，人说：麻麦，麦麻，香破脑瓜。上学时都带上交换着吃，还给老师带一些。
回到家，我很歉疚地说你看把二月二给忘了。他说忘了就忘了，就是应节气的事，没啥，没啥。他是一点脾气都没了。我知道他内心有多齁，一年一共几个节，你忘了？他肯定去找过那个国营理发馆，因为地方远，想必没有找到。到了理发馆，他抹了帽子，我看到他的头发豁豁牙牙一坨一坨的，明白他自己用剪刀剪过。在老家，如果出门赶不到有剃头的地方，自己得在头上动刀剪，这叫应节。节日是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过节是一种礼敬，而所有的节气都带着一种祈愿，大家朴素地认为，只有认真过节的人才会有好运。
三月的一天，他接了个电话，坐在那里发痴。我给他买手机，他不让买，就拿了我淘汰的那个。他说花那钱做啥，就打个电话接个电话，我不会用，买个新手机弄坏了，旧手机不怕坏。我说老家谁家出啥事了吗？他说你马虎叔殁了。我呃了一声说啥时间的事？他说“七七”都过了，你长生叔也是，这时间给我打电话，有病时就得给我说，连人没了也不给我说，咋也得看看，也得送送，从拉长工我们就在一起，一起活了一辈子么。长吁一口气又说，我们这一茬人十几二十个，除了早年死掉的几个，你马虎叔是第一个走的，一茬人就像一堵墙，一个走了，就像墙塌了一块，掰开个豁豁，就都陆陆续续地走开了。
一个周末，下起了雨，儿子回来了，爷孙俩坐在阳台看雨说话，他说春雨贵如油，这时间这雨要下在咱老家，那就是下收成哩，今年肯定有个好收成，不知老家下着么。孙子说，爷，你想老家了？他说想得很么。孙子说我也想老家哩。他嘿嘿一笑说那你没爷想么。孙子说，爷，你咋就是不喜欢城里呢？他说就像你不喜欢老家一样。孙子说，爷，你一天待在家里闷不，出去逛逛，公园里走走，街上转转。他说有啥逛的，到处都是臭味儿，连风都是臭的，到处都是响声，脑子里嗡嗡嗡的整日像过火车，头上就像扣了个瓦盆，木愣愣的，想扯着嗓子吼两声都没处吼去么，再说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像个瓜子（傻瓜）一样，越逛心越慌么。孙子说，爷，你要慢慢适应哩。他说爷适应不了，要是再年轻十几二十岁，爷就能适应了；爷没想过做个城里人么，就像你没想过做个乡下人么；你爸是爷的活，这个活爷干得漂亮哩，咱们那方圆出了几个大学生？你爸的文章学生娃当课文地念哩，爷风光哩。孙子说对啊，现在你活干完了，干漂亮就该享福了。他说，要说好吃好喝的，闲闲儿地坐着，又没啥负担，啥心都不操，人不操心了就享福了，还要咋？可爷坐不住么，待不惯么，爷是个贱胚子，这福是你们的福，爷享不了么，爷的福在老家哩，天宽地展的，看着那山沟树木鸡狗猪羊牲口土地，就觉得亲么，唉，人把苦下到哪达哪达亲，这你不懂。你爸就是爷的一个想象，就像爷坐在山头上看鹰飞，鹰一遍一遍往高里飞，看看就行了，还能跟着鹰飞么，你爸事业干得越大，越来越有出息，爷想一想，高兴高兴就知足了。
他问孙子城里死了人是不是不让出城。孙子说就是，必须火化。他说那麻达了，爷死了，你爸把爷一把火烧了可咋整。孙子说埋到公墓里多好，到时把我奶奶搬来。他笑着说，光管你爷你奶，我爷我奶我大我娘你不管了，哪天爷头一歪死了，可千万不敢一把火把爷烧化，我得回去给你太爷暖脚哩。
这些话听上去是和孙子说，其实是在给我说。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没了传话使者，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心声表达给我。
儿子对我说，爸，把我爷送回去吧，我爷待得挺可怜的。我又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
这天，我到了单位，发现手机没带。如今不带手机就跟瞎子聋子一样，便回家去拿。到了门口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是那样的伤心。我知道他待得不容易，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不容易。他竟然在哭泣。我不敢打开门，我知道他不想让我心里有事。我感到一种痛，那是一种钝痛，你说不出道不明哪儿痛，但却感到周身痛。这是他的痛，我感受到了。我在门口站了站，又上班去了。
人是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的。我一直以为不让他们再做苦力就是享福，而自以为是地认为他拼命似的把我培养成一个城里人，就是为了摆脱这片挼了他一辈子的土地，我以为我把准他的脉，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多么愚蠢的自以为是。我并不了解他，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干活，干着活着，这是他的哲学，他并不认为劳作就是不幸。“苦下到哪达哪达亲”，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亲是一种恩，也是一种威，亲是一种舍，也是一种得。一个七岁就出门拉长工，在土地上跟头流星地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人，他已经在土地上长成了一棵大树，枝枝丫丫都扎根在土地里。用时尚的话说，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苦难与幸福，他的年轮与岁月，他的思想与认知，都是在这方土地上完成的。在土地上，他是有活的人，有话的人，有思想的人，有事业的人，有话语权的人。坐在田埂上的他，掮着锹的他，走在田野里的他，器宇轩昂，威风八面，站在山梁上，那就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王。我却硬把他从土地上剥离开来，就像剥羊一样，但比剥羊更残忍的是羊在死了才剥，而我这是活剥。我让他的生命失去了依附，让他失去了被需要被尊重，让他失去了自我。人活的就是一个过程，这是他说过的话。这是有道理的，人只有在过程里才会感受到快乐与幸福。加科莫·莱奥伯尔迪说：“幸福不是别的，其实只是对自身存在和自己生活形态的一种完全的认同，不管这种形态是什么样子，也不管它让别人觉得多么卑微。”池田大作说：“所谓幸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因欲望得到满足的幸福与自觉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之后的生命充实感。”戴尔维希说得更直接：“幸福是在太阳的光线中，在麦子的颗粒中，在人们的力量中，在劳动中，在休息中……”而这些年我只要一想起他，就是掮着锹站在田地里，走在田野中，这是他今生给我留下的永恒形象，我却硬硬地把锹从他肩头拿了下来。我想到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那首《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请不要给我大海让我止渴，请不要给我天空，当我吁请光明，只给我一线微光、一滴露水，一点点，像浴后之鸟身上的水珠，像风中的盐粒。说实话，搬了父母进城十几年，我已近知天命之年，连我也开始回望留恋老家的生活。而写作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写着故乡，写着老家，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故乡，在写土地，当我神思恍惚枯竭，只要回家，我就会获得写作的灵感，倘若有人站出来说不许你写故乡，写土地，那我只有等死。诗人、作家从乡下走一回，就能写出那么多赞美土地与劳动的作品。
而我又是多么自私，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觉得自己在城里生活，把他一个人撂在家乡的土地上受苦，那是要遭人耻笑，既耻笑他，又耻笑我。于我是不孝，于他是失败。不可否认，在我的内心有一种刻骨的虚伪，我是在做给别人看。
这天我提前下班，回到家，见他坐在阳台上望着外面发痴，侧影看上去那般的颓废沮丧，似乎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一下子老去了好些年的时光，他成了一个垂垂老者。他完全沉浸在了回忆的状态。当代西方大哲乌纳穆诺曾说：记忆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失去了记忆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可我害怕的是他只剩下回忆了，回不到现实生活中来，那样他就会患上老年痴呆甚至抑郁症。
我在他旁边坐下，他看看我，没有像往日那样说你忙你的，我想他有话要跟我说，可他一直没有开口。我说大，你想啥呢？他说没……没想啥。我给他点了支烟，说咋会啥都没想呢？他嗫嚅半晌说，我梦见你娘了，自进城以来我一直没有梦见她，我心里骂过，真的走了，真的缘分尽了，连个梦都不托。我眼泪落了下来。
他说，我在南山坡上犁地，你娘给我送饭来了，我坐在地头吃饭，她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地头上纳鞋底。鞋底还是纳成了“蛇抱九蛋”和“喜鹊登梅”，蛇蛋是绿的，蛇是花的，梅枝是黑的，梅花是红的。我问你娘蛇蛋怎么是绿的呢，你见过？你娘笑着说蛇蛋不是绿的是啥的，你见过？我又说梅花枝子怎么是黑的?你娘说那你说是啥的呢？你娘是常有理哩。你娘说这双鞋做好就该准备冬衣了。我吃完了饭，她提起罐子说那我走了。我说你走哪里，就在地头纳，牛也乏了，再犁两趟该卸牛了，一达里回。可你娘不说话，就走了，我喊你娘，你娘也不应，就那么走了，我大声喊，她就像没听见一样，结果我把我喊醒了。
他是编不出这样让我泪水盈眶的故事的。但这是以往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他日里的回忆混淆成了夜晚的梦境？奇怪的是我也梦见母亲了，也是同样的场景。母亲真的来家里了。
他说，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又把梦续上了，我正犁地哩，你娘又风风火火地来了，说窑门塌了，还说她养了一群鸡，让黄鼠狼都快拉光了。
这我没梦见，或许是编的，或许是真的。梦是很神秘的，我有个同学那年搬父亲的坟就是因为一个梦，说父亲托梦给他说腰疼，这梦他一连做了三遍，觉得蹊跷，请了阴阳搬坟，坟打开，他看到有树根从父亲的腰下穿过。
他看看我又说，死人托梦说的是阴间的事，我想是你娘坟上有啥事，坟堆让羊牲口踏平了，让大风刮平了，你长生叔说今年雨水广，多少年没有过，我想怕是黄鼠狼在坟里打洞住进去了，水从黄鼠狼洞灌进坟里了。
我决定送他回家。在送他回家之前，我先陪他去了趟北京。他那个时代的人对毛主席有着无可替代的感情，一直有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念想。本来我打算五一带他去海南，十一带他去北京。我觉得像父亲这样的人去北京旅游最佳时段是十一黄金周，除了风景美，还有国庆节的各种活动。
毛主席纪念堂要待几天才开放，我带着他先游览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地宫、景山的“罪槐”、北海的九龙壁。天安门广场的大理石地面让他震惊，说这一块得不少钱吧，这么大的场子，得花不少钱哩。我说就是。他笑笑说也该这么阔气，首都么，穷气了让外国人笑话。八达岭长城他不想去，因为我们老家就有长城、烽火台。我说不一样的。虽然他已过了七十岁，但登长城比我厉害，他说我，你这身体是坐残了。他问我，毛主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哩，说的就是这里吧？我说不是，是在咱们宁夏的六盘山。去香山他不想去，说跑到北京爬啥山？口气颇有些不屑。我笑着说好多皇上都爬过哩。他说在他家门口，他不爬？要是皇宫在咱们老家，咱们那些山皇上不也得爬？景区只要有揽照相生意的他就要照相。我说用手机照，不比相机差。他说你照的又洗不出来。我说能洗出来。我明白他的意思，老家人没有影集，相片用木头相框装起来挂在墙上，让人们看，也是一种显摆吧。他还是想着回去，看到照片老家的人就都知道他去过北京了，他就这么点虚荣，也是为我撑面子。因此，只要有北京地标性建筑之称的，只要有“北京”字样的景点，甚至一些很拙劣的雕像、造型前，我就给他照相。他很认真地配合。
游了故宫出来，他就要回去，因为毛主席纪念堂还要三天才开放。我说来了就等着看看。他说住这里一天要花不少钱。我说再专门来看一趟毛主席，哪个多哪个少？于是就带着他转公园，他转得倒挺高兴，我想大概是跟公园不收门票有关。他要买东西，我说北京有的，银川也都有。他说出了趟远门，不给娃买东西咋行？我说你买了他们不一定喜欢，他们挑剔得很。他说那就买吃的吧。
从北京回来，他说：“清明快到了，我回去上坟。”
我说：“清明到了我们一起回去上坟。”
他说：“清明坟有个人上就行了，你忙你的，远的，跑这一趟做啥，没人笑话，现在多少人几年不上一回坟。”
我说：“现在有车，方便。”
他说：“清明还有十来天哩，我……我回去想住些天。”
我咬咬嘴唇说：“那明天就回吧，正好周末。”
他说：“不用，你忙你的，我去车站坐车。”
我说：“这么远的路，不送我心里能安？”
他迟疑了一下说：“那、那好吧。”
他忙不更迭地收拾行装了，我想何必要等到清明，早清明晚十一，清明是可以提前上坟的，不能超过一周。明天正好周末，我说：“咱们明天就回吧。”
他说：“好好好。”
他把自己的东西都装捆起来，就像一个来浪的亲戚，我笑了说：“大，再找找，别落下啥。”
他也笑了。
我说：“回去你就住着吧。”
他用那种眼神看了我一眼，激动地在地上转圈圈，转了好一会儿说：“晚上把孩子们（他已经不说娃了）叫回来一起吃个饭。”
他喝不了多少酒，但今儿有些贪杯，几个孩子给他敬，他端过就喝，我拦他，他说没事，喝酒是个心情。回到家，我让他早点睡，他坐在沙发上，拍着旁边说：“你坐，坐。”
我坐下，他说：“我知道你为难，我不跟着你进城享福惹人耻笑。其实，现在不是那些年了，都在城里打工，村上几个儿的都没一个在老人跟前，谁笑话谁？有些老人病得趴在炕上，儿孙在哪里？周大多日能的人，儿女一个个都在人前头走着哩，老两口都过八十的人了，也都在老家蹴着，身边一个儿孙都没有。”
周大的儿子在市上当局长，把弟兄姊妹几个提携得都像人中龙凤一样。
他停顿一下，看看我又说：“我身体还好着呢，待在城里孤慌得，一辈子在老家待惯了，就这么个命。”
我说：“可你回去吃喝上……”
他嘿嘿一笑说：“吃喝上没麻达，这些年了我啥都会做了，一个人的饭么。”
我说：“可千万不敢胡凑合，老了营养要跟上。”
他说：“这我知道呢，现在又没啥负担了，就剩下个吃喝了，不会亏嘴的。”
我给了他两万块钱。我知道他还会下苦，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说：“我要这么多钱干啥？我拿一万吧。”
我说：“拿着吧。”
他说：“我不会乱花的。”
我笑笑说：“这世界上谁都可能乱花，就是大不会乱花钱。”
他说：“城里我实在待不惯，要有一分奈何，我也不回去。”
我说：“别再没明没夜地下苦了。”
他嘿嘿一笑说：“干不了啥了，零七八碎的活干干，活干惯了，一天不干点活浑身硬巴得。”
我说：“回去有合适的，再找一个。”
他说：“你以为我四十五十，七十过的人了，有今儿没明儿的了。”
一路上他很兴奋，到了镇上，正逢集，隐约听到锣鼓梆子声，有大戏。现在乡镇逢集都唱大戏，县上剧团演出不景气，演员就和跑山串村的戏班子搭班子撵集市唱，一张门票收个两三块。他拍着椅背说你把我放下，我赶个集，你吃碗烩肉就回吧。我说镇上离家三十多里路，这大包小包的，赶完集我送你回去。他说送啥送，有蹦蹦车，两块钱，值个牛价马价。又说我还要看一场戏哩。我说我也看大戏哩。他说你这娃咋这么黏糊，回到这里就回到家了，还怕把我丢了，我看完大戏坐个蹦蹦车就回去了，你快回。我说大，你从小把我架在脖子上看大戏，我也爱看秦腔，也好久没看这乡村大戏了。他嘿嘿一笑说真的假的。我说走，看戏。
看戏出来，买了烧纸香表，想着一回村，那些老伙计就上门来了，得让他们好好喝上一场。我各样熟肉买了一大包，他用塑料袋各分出一些做上坟用的供品。进入村庄，他说先去上坟吧。到了坟地，看到娘的坟堆果然有小兽刨出的洞穴，不过已经有人给填了。他说，是你长生叔填的。
烧过纸，我们坐在坟地里吃烟，我知道他今生不可能进城生活，再进城就像浪亲戚，我说：“盖几间房子吧。”村上有些人已从窑洞里搬出来，我们家一直住在窑洞，因为总想着搬他们进城。他绷着眼说：“你回来住？我还能住几年？花那钱做啥？”我说：“你看村里……”他打断我的话说：“比啥比，要比的话他们在城里有楼房么？别跟人比这些。盖了房子的都后悔地抓腔子哩，儿孙都在城里打工，回来已没可能，花了那么多钱，想卖又卖不掉。”又说，“我们这一茬人死了，庄子也就死了。”
一进庄子，老墙根下是一帮老汉，都是同他一起下苦几十年的老伙计，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他们组成大队红旗突击队，像陈永贵大战狼窝掌一样放炮开山修梯田，都是上过省报的。现在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了。
他早早地就叫着下了车。
“我还当你到那世了，还活着啊。”
“你都活着，我不活着？”
“咋回来了，不是享福去了么。”
“享不了那福，连出个气都挤么。”
他们你捣一下，他捣一下，就像好久没见的小伙伴。
“待不住了吧，土都埋到脖子里了，还跑到城里享福去了，那福是你享的？”
“咱们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烂都得烂到这块地里。”
“我们这些人是你想撂脱就撂脱得了的？”
“跑到城里享福，死了让儿子一把火烧了，到那世上哪达找你去？”
他看看天空说：“你回吧，忙你的去。”
我说：“多久没住人了，总得把窑洞收拾一下。”
他说：“你长生叔在里面住着哩，赶紧回，夜不观色，再黑就从这山里出不去了。”
我说：“今儿周末，我住一晚上。”
他说：“你住下做啥，快回去。”
“回吧，饿不下你大，别扯心。”
“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你大享不了你的福。”
“没人笑话你，现在都啥世道了。”
“你大一辈子都砸在这里了，离不开了，就是到了紫禁城他也住不惯。”
他们这么说着。
我很想住下来，可我只能回了，他们有自己的狂欢盛宴，我就是个搅打。看着他们快活的模样，我才明白，他们的福就潜藏在他们习焉不察的苦难的空隙里。
我们描述过多少乡愁，哪里比得这些没文化的叔叔伯伯一句“苦下到哪达哪达亲”呢？
回家成了我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好在我有车了，现在假期多，还有公休假，路也好走，一条公路从塬头上经过，土路只有二十多公里。
翻年五一，我回去了一趟，远远地就看见父亲还在那片山梁上犁地。他跟着那对牛，一拐一拐。父亲的腿没毛病，他是在踹犁翻起来的土疙瘩，这一点我太熟悉。要是那一块土疙瘩给翻起来的土压住，他也要踢出来再踹碎，土疙瘩埋进地里就像人体里的肿瘤。
从犁地情况看他是歇过晌才套牛犁的，我说：“我来犁。”
他说：“你犁个啥地，到峁头上照风景去，今年雨水好，山沟都绿了。”
我说：“我想犁地。”
他看看我笑着说：“真想犁地？”
在我离开村子以前，我最愁的农活就是犁地。跟着一对牛或驴的尻子后面，没完没了地走上一个上午，到了三伏天，得走上一天。犁地是庄稼汉一门顶要的活计。地要歇好，三遍犁到，一年里从四五月开始一直到仲秋天天都在犁地。一年的庄稼两年做，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说的就是犁地。为了犁地，我没少挨父亲的吼骂，冒了重了，他一把夺过鞭子就抽过来说，狗日的，你看你犁得弯弯扭扭的像个猪鞭子一样，你这是犁地吗？这样犁地，吃风屙屁呀。我被这个永远重复而且毫无新意的活完全干烦了也干垮了，一提犁地我就头疼。有次我装病，他一眼就看穿了，抽了我三鞭子说有本事一辈子别靠犁地吃饭，才算个儿子娃娃。
父亲把鞋扳了下来，在犁把上磕去鞋壳郎里的土，递给我说：“把鞋换一下，你那鞋是坐着穿的。”
我说：“精着脚犁地，那才爽快。”
他嘿嘿地笑了，精着脚跟着我，我说：“不放心我犁地？”
他说：“不放心么。”
我不好意思笑笑，他说：“你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为了犁地你挨了那么多打，还是没把地犁好；念书我不懂，管不了你，你倒是给念好了，人的命，天注定。”
我说：“我能有今天，都是你打出来的。”
他嘿嘿地笑着说：“也没咋打。”
我犁出的犁沟歪歪扭扭的，一会儿冒了，一会儿重了，他已经很宽容了。
走了一截，他回去穿了鞋，说：“人不服老不行，上了年纪了，脚底受不了寒了，年轻的时候犁地穿鞋，那是要招人笑话骂烧料子（烧包）的。”
他说：“再多种不动了，就种了十几亩，有个活干。”
现在和他说话，都很少叫“大”了。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先生的话有着至真至诚的感受。
歇缓的时候，我们躺在峁头上吃烟，他看看我说：“腰酸腿困胳膊疼了吧。”
我笑笑说：“疼得很舒服。”
他说：“就是，人是个贱胚子，不疼不痒的还不舒服哩。”
哲理并不是有一定知识的人才能说出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讲出哲理来。
父亲说：“其实我到了能犁地的年纪，也是最愁犁地了，没少挨主东家的打骂，没出路，没盼头，只能把地往好犁。”
我说：“你那时候一定也不愿意在这里待吧。”
父亲说：“十几岁上跑出去过，当时想着饿死都不会回来。”
我笑着说：“当时是壮志凌云吧。”
他笑了说：“就是。”
我说：“懂意思么，还就是。”
他说：“别小看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啧啧啧说：“我都背不下来了，你要念书，比我有出息。”
他说：“跟老子抬杠？”
我说：“不是，真心的。”
他说：“那世道不好么，想着做个别的，可世道不好，兵荒马乱的，又无力程，只能继续拉长工。”
他说：“你爷抽大烟把一份光阴败了，把你小叔小姑都卖了，还念书？”
缓起来，他要犁，我说我犁，他说：“犁上两趟过个瘾就算了。”
我说：“我真想犁。”
他说：“你看多少地都撂荒了，刚包产到户那几年，哎呀，为了巴掌宽的一绺子，跟人打架骂仗的，现在川道、窝子地都没人种了，都撵钱去了，要是再年轻十岁，我把这些地全种了。”
还不到黄昏，父亲就说：“卸地。”
我说：“还不到卸地的时候哩。”
父亲就说：“卸吧，你走起来都打摆子了。”
我就笑笑，确实是这样，我有点走不动了。
父亲嘿嘿笑着说：“你不是睡觉作难么，今晚上，你能睡个好觉。”
（完）
季栋梁
个人简介：季栋梁，男，宁夏吴忠同心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奔命》《胭脂巷》《上庄记》《野麦垛的春好》《海原书》《苍声》《深风景》《锦绣记》及短篇小说集《先人种树》《黑夜长于白天》《我与世界的距离》《吼夜》、散文集《和木头说话》《人口手》《左手功名右手美人》《从会漏的路上回来》〈苍山远日暮〉等。作品多次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小说选刊排行榜等排行榜及中学课本，并被翻译国外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先后荣获《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连续三届）、首届“朔方文学奖”等奖项。散文集《和木头说话》和短篇小说《吼夜》分别入围第三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上庄记》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年中国好书、年大众喜爱的30种图书等奖项，《锦绣记》入中国好书、京版十大好书、文艺联合书单等，三次荣获宁夏文艺一等奖，并荣获宁夏“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题图：孙全义油画《众葵有其归》80cm×60cm
刊于《黄河文学》年第1期
来源：黄河文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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